新华都商学院，北大商业评论和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2014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举行。图为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由新华都商学院，北大商业评论和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2014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举行。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发言时表示，在80年代、90年代，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我们遵循的是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的一切扭曲、用干预取消掉，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双轨的改革方式。双轨的好处是维持了稳定。但腐败、贪污、行贿，这些问题的根源也是跟我们取得双轨制所带来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共生的。

　　以下是文字实录：

　　林毅夫：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去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论坛的时候，我很荣幸参加做了一个报告，今天是第二届，我再次感到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大会，并就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跟一些要注意的问题谈几点我的看法。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过去这35年，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大家知道的数字是，平均每年增长9.8%，经济规模增加了26倍，有6.8亿人摆脱贫困，这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回过头来看这35年，在取得成绩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一面是环境的问题，北京的雾霾，而且不仅北京，全国各地，除了雾霾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之外，还有影响到我们社会情绪，比如像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是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雾霾环境的问题，我想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因为我们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还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能源使用还有排放的问题都很大，所以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感到不太满意，但是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发展阶段。

　　收入分配为什么在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差距越来越大，以及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腐败的现象那么的普及，我觉得跟我们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采取的转型的方式有关。在80年代、90年代，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我们遵循的是在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的一切扭曲、干预取消掉，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双轨的改革方式。一方面给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的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当时国有企业为主，在转型期的必要的保护方面，放开对传统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准入，包括当时乡镇企业，后来民营企业，还有一些外资企业的进入。

　　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什么？维持了稳定，不是像苏联东欧，他们采取休克疗法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稳定的。不仅稳定，而且是进入我们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发展比较快。在稳定和发展的当中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社会上大家高度关注的收入分配的问题，以及腐败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对传统大型的资本很密集型的产业，重要的转型采取的补贴，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对市场的要素干预，人为的压低很多的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体系上面。我们知道过去的转型30多年，我们的金融从原来用财政代替金融的方式逐渐由市场来配制金融的资源起一定的作用，这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主要是以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

　　我们知道，能够在大银行或是股票市场融到资的，都是那些大型的企业，过去只有国有企业，现在当然也有不少民营的大企业，导致的结果是在我们国民经济当中就业上占70%，在国内的经济总量上可能占60%的农户微型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借不到资金，得不到金融的服务。不仅是服务上的不平等，那些能够在金融上融到资的，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跟银行的贷款，他得到的资金价格是人为压低的，跟我们发展阶段来比，它的价格是低于应该有的价格，也就是那些能够拿到金融服务的大的企业是相对富有的人是得到国家补贴的。谁补贴他，那就是把钱放到金融服务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一群人是相对穷的，如果叫相对穷的人补贴相对富的人的投资经营，当然差距越来越大了，而且能够得到这些廉价的资金，实际上是得到补贴，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产生租和寻租的行为，租和寻租的行为是经济学的术语，用我们一般人听到的话就是腐败、贪污、行贿，这些问题的根源跟我们取得双轨制所带来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所必然共生的。

　　对这样的改革，如果我们不能把那些保护补贴消除掉，大家所关心的收入的问题，腐败的问题就没有办法从根子上去铲除。所以，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我们应该把改革深化，一流下来的这些保护补贴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这些补贴等取消掉。我相信不久我们也可以，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极端贫穷的国家，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连非洲国家的1/3都还达不到，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才刚刚迈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的时候当然资本是相对短缺的，而那些大型的企业是资本相对密集的。

　　资金相对短缺的国家，发展相对资金密集的行业，企业是没自身能力的，没有保护补贴是不行的，所以当时启动保护补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让我们有个稳定的经济，我们才能够高速地发展。但经过35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按照去年我们59.6万亿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去年年底，我们人均收入已经达到720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从资金极端短缺、资本极端短缺的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原来很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今天讲起来已经具有我们的比较优势，而且市场上面表现也是比较好的，像汽车行业，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每年生产1700多万辆汽车，每年还有200多万辆汽车可以出口；大型装备业，像三一重工、中联重工等等他的大型设备目前可以在德国市场上和美国产品竞争，它是符合比较优势的。符合比较优势还继续给它补贴，就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一些企业当然不愿意放弃。但带来的后果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腐败现象很难从根消除。所以，我觉得应该改，而且也可以改。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全面深化改革”里提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要让市场由价格来配置资源，而不是过去的由行政来干预、扭曲，让资源往特定的效率提高低的行业配置的情形。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金融改革是个很关键领域的改革，对我们的金融改革怎么来改，我想有很多问题，我今天谈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利率的市场化。

　　我们当然知道，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关键点就是要让市场的价格来配置资源，让资源到附加值高的企业或产业，这样他的资源使用率会比较高。利率过去是管制的，这些利率也在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贷款利率基本放开，存款利率，小川行长这次“两会”见记者的时候说，存款利率我想未来两年里也会放开。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当利率尤其是贷款利率的时候也必须了解到金融业的特性。金融业的特性是很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行业。基于金融特性，对金融行业、实体经济或实体经济当中某些行业的特性要给予高度的关心，对那些投机倾向的贷款者，包括借银行的钱来买股票的，或者借银行的钱来投机房地产市场的。有这样投机倾向的贷款者并不见得愿意付更高的利息就应该把钱贷给他。

　　今天早上讲的罗伯特·希勒先生写了一本非理性的书，《非理性繁荣》他讲大量的资金进入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如果允许大量的资金进入这两个市场，容易形成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在泡沫上升时期，如果他愿意付很高的利息，你就愿意把钱贷给他的话，有一段时间泡沫会加速上涨，我们知道泡沫没有不破灭的，等到泡沫破灭的时候就是系统性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所以，在谈到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对那些有投机性行业贷款的流向也必须高度地关注。银行对这方面的贷款行为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才能够让这种系统性的风险避免办法或者产生的时候不会变成整个金融危机。

　　第二，债市的发展。

　　公司债的发展当然也是金融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照理说公司债在理想状况之下，让那些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可以不通过银行的中介直接面对资金的供给者，然后对贷款者来讲，他可以减少手续费，所以它的贷款利息可以比较低，对资金拥有者也没有必要把银行的钱借给资金比较好的企业，他的回报率可以高一点，当然是会有一点风险的，但对资金比较好的企业来讲高风险和高回报是对称的，所以债市的发展对储蓄者、资金拥有者来讲是比较有好处的，对资源配置和金融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在我国债市这几年发展也比较快，尤其是在存款利率放开情况下，公司债的发展确实给储蓄者提供了比较高回报的机会。但目前在我国债市发展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过去这几年，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本来是跟银行借钱，进行各种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地方投资平台债务太高了，引起社会的关注，为了减少银行的杠杆和风险，银行就对这些地方投资平台的贷款急剧压缩。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投资平台他就到债市市场上用各种金融产品来借贷。

　　我们知道，地方投资平台它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行为，而地方政府的行为一是他的预算约束是比较软的，只要能得到钱他不太在乎利息的高低，所以他愿意付高利。第二，地方政府的债是准公债，所以基本上是隐性担保，是没有风险的。倒过来，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在利率和风险上都胜过公司的债，公司债的利息有时候不能像地方投资平台付的那么高，而且公司债也有风险。导致的结果就是，本来发行债市，利率市场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在经营效益比较高的民营经济去流动，但在这种扭曲状况之下，通过过去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更多的钱通过债市转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在金融改革的方向上也必须深化。应该让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基础设施上面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地方政府的债而不是投资平台的公司债来发行。地方政府的债由地方做担保，所以它的利率应该是低的，因为它风险低。然后和公司债务分开，公司债有点风险，它利率高，这样在风险和利率当中有一个平衡，不会形成像现在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不管在风险还是利率上都胜过公司债，导致资金不是往我们所预期的方向流动。

　　第三，金融结构。

　　到目前为止，国内讨论金融改革，利率的放开讨论比较多，但我认为金融结构的改革，实际上可能比利率的放开更重要。我们现在70%的就业和60%的国内生产活动是由农户，是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从事。而目前这些企业从银行、股市、债市上是借不到钱的。而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让资金配置到那些社会回报最高，经济回报也最高的行业和企业。前面所讲的农业或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其实资金回报率越高创造，就业率越高，实际也是我们最有竞争力的行业。怎样解决他们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我想一方面当然应该鼓励现有的大银行或中型银行进行经济模式的创新，比如利用产业集群内部所用的信息，利用龙头企业所拥有的信息给他的相关行业提供担保来贷款。

　　有一些中型银行在这些方面做了不少的尝试，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发展适合地区性的农户和微型、中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对这点认识，在2005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认识到，谈到要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不过当时的政策有个不合理的地方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必须现有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现在商业银行大部分是往大城市集中，他已经撤离农村三线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政策推行非常难。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里提到，下一步在发展这种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时候有一个，只要他的投资者是合格的，是在资金上，信誉上合格的民营企业就可以来开地区性的中小银行，而不是像现在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战略投资者的要求，我想这个要真能落实的话，才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企业的贷款需求。

　　第四，现代的技术。

　　现代的技术就是互联网。刚才罗伯特·希勒谈到，因为现代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资金使用者和资金拥有者信息不对称，还有时间上的不对称，我给的是现金，你给的是承诺，一年后还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增加信息的拥有度减少他贷款的风险。网上是拥有大量企业的信息和个人的信息，并且互联网还有个好处，它的GRE费用非常低，因此就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众筹和众贷变成可能。基于这样的发展，对我们现有银行和现有的金融机构会产生竞争作用。但随着新技术的产生，这种竞争是好的，所以，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金融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大胆地尝试，在避免他可能出现风险的同时也应该创造一个合理的政策环境，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五，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这是老问题了，金融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但在目前经济活动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包括银行所拥有的客户信息，税务部门、民政部门拥有的信息，如果他们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提供给银行和金融机构做参考的话，那么在贷款各方面，在融资各方面就可以把好的贷款者和坏的贷款者区分开，如果这两者不区分开的话，就很可能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柯洛所讲的“坏的贷款者驱逐了好的贷款者，结果这个市场就不存在了”。

　　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也谈了好多年了，尤其是现在有了互联网技术，把各种分散的信息技术集中在一起，它的成本是大量降低的，这也是我们在金融发展上面应该有的一个必要方向。我前面讲的应该是我们深化改革当中的一个侧面，还有很多。时间的限制我不能一一阐述，但这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如果真能做好，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体系。那么中国还有可能继续维持稳定、健康、快速发展。

　　谢谢各位！